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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曾面临一场严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交织，城市投机商囤积居奇，白米、白面、白布价格飞涨。这些都是农产品，政府通过国家资本组建商业流通体系，直接从农民手中获取低价农产品，以此平抑了物价。

　　农民因分得土地而积极生产，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农产品，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政府为应对财政压力增发货币，而农民出售农产品后吸纳了大量新发行的人民币，并将所得存入银行，以期攒钱购置土地——这是小农生产的自然逻辑。这一过程实现了货币回笼，缓解了通胀压力。

　　可以说，新中国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主要依靠农民得以缓解。然而，这一农民所立的大功，却很少被主流经济学界充分阐述和承认。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在中苏边境冲突的背景下，毛主席利用国际局势，实现中美关系破冰。尼克松访华前即表示要送给中国一份“大礼”——解除对华封锁禁运。这为中国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历史机遇。

　　从1973年起，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制定了“四三方案”，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中国传统工业结构。日本因其有将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客观需求，对此表现得尤为积极。

　　连续引进外资客观上造成了财政赤字。到70年代末，财政赤字已占财政收入的20%左右，扩大再生产投资能力严重不足。1979年，在财政捉襟见肘的背景下，开始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土地改革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转向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兴起为城市国有企业的设备制造业创造了巨大需求——办乡镇企业需要机器设备，拉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缓解了其萧条状况。同时，农民“离土不离乡，洗脚上田”，实现了在地就业。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已达9600万左右。

　　农民的工业化收入不断增长，使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显著缩小，农民购买力随之提升。由于农民消费以一般消费品为主，农村经济的活跃有效拉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这可谓是农民第二次帮助中国渡过危机——通过威廉希尔williamhill官网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收入，带动社会经济活跃，形成了80年代的经济高潮。

　　整个80年代是典型的内需拉动型增长。如果我们将科学发展观理解为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那么这一时期几乎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内需拉动实践（50年代初期虽有，但主要依靠苏联投资拉动）。

　　因此，80年代成为中国内需拉动式科学发展的直接例证，并带动了国际上对乡镇企业的研究热潮，各种关于TVE（乡镇企业）的研究成果颇丰。尽管国外对TVE的研究颇多，国内却相对沉寂，农民这一创造性的贡献仍未得到充分关注。

　　之所以说农民将第三次“救中国”，是因为原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种危机矛盾爆发之际，我们及时转向了生态化发展方式，要走进发展“新阶段”，以“新理念”开创“新格局”。

　　“新理念”就是“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主要在哪里？不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而在农村。中国拥有巨量的生态资源，随着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这些资源完全有条件成为支撑生态产业的基础。

　　据联合国有关部门估算，到2035年之前，全球与商业结合所产生的生态经济增长高达10万亿美元，其中约20%将出现在中国。原因在于，中国最先强调生态化转型，并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转型正在推动世界的进步。

　　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农村，其所有权单位是村集体。当前中央推行的“三变”改革，正是要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使自然资源产生的价值成为村集体发展的重要利益来源。

　　然而，现实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国家投到农村的基础设施资产——如道路、河道、水、电、网络等，仍归各部门所有。例如，河道资产归属水务局，村集体难以利用这些资产开发湿地公园、垂钓休闲或水上娱乐等项目。在部门规章制度严格限制下，生态资源无法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只能造成资产闲置。

　　类似问题在森林资源上同样存在。原本属于农民的林权，因生态保护而被限制采伐。森林作为“绿库”、“钱库”乃至“粮库”的功能如何发挥？若不进行调整和改造，不推动生态产业化，不发动群众、激活集体，仅靠部门管理，难以实现生态资源的有效转化。

　　要让农民第三次帮助国家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落实“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其所以难以落实，根源在于部门利益。各部门通过财政分得“盘子”，形成投资和资产，这些资产又成为部门争取后续财政拨款的依据——路坏了要修，河道破了要补，从而形成持续争取补贴的循环。部门利益尾大不掉，成为总书记所指出的利益结构固化的藩篱。这一固化结构不打破，深化改革、发动群众、调动集体积极性、落实财产关系都将举步维艰。

　　国家已将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只有依靠乡村振兴，才能重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只有农民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态化才能真正实现。我们需要实现的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资本深化——这三个“化”，正是总书记所强调的生态资产价值实现形式。

　　生态资源如何实现价值？可以通过农村产权交易的方式，完成资源性非标资产的变现过程。农村资源性资产大多是非标准化的，而银行监管部门要求剔除非标资产，否则不得入表。这就导致大量资源性资产难以估值和交易。一棵树的价值如何计算？是按年轮、木材蓄积量，还是其生态（碳减排量）、药用价值？通过产权交易所进行专业估值，可以实现非标资产的变现和标准化，从而体现其价值。

　　当前中央政策强调，各地应及时发展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建立交易所。然而，交易所涉及十几个部门，要杜绝“微腐败”，必须首先建立公开透明、全程可追溯的“阳光交易”制度体系，极度压缩腐败空间。

　　因此，大量资源性资产亟待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变现。只有资产可标准化、可变现，金融才能下乡，过剩的金融资本才能从追逐房地产泡沫转向对应巨量的生态资源和资产。

　　举一个例子：我的一名学生带领课题组，回到他的家乡开展农村资产负债表重置项目。原本政府账面上该村资产总量仅1000多万元，经课题组测算，实际资产约为两亿元，是入账资产的十余倍。

　　广大农村拥有庞大的资源，却未能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从而难以实现从产业资本向生态产业、生态资本的转型。这正是我们强调“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原因——所有资源性资产都坐落于村集体的土地上。

　　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说：自然资源的产权边界与村域的地缘边界是重合的，这决定了村集体作为产权直接主体的地位。村集体因其不可破产的特性，不能是工商法人，因而被定义为特别法人。国家同样不可破产，并对国民承担无限责任。两个“特别法人”之间可以实现财产转移。因此，无论是哪个部门占有的国家资产，理论上都可以通过行政指令，将其直接移交给村集体——只需动账即可完成。这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智库应积极提出的政策建议。

　　当然，农村资源和资产的价值激活仍然面临部门利益、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等体制障碍，深化改革的进程仍受到严重制约。

　　当我们面临严峻的经济周期挑战时，应如何应对？关键在于如何将农村可利用的资源体系通过深化改革，转化为可变现资产。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就能将这些实践素材提升到理论层次。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愿意加入我们，共同开展这项工作。

　　支持温老的观点，三农是又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支撑国家的另一条腿！

　　农村资源和资产的价值激活仍然面临部门利益、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等体制障碍，深化改革的进程仍受到严重制约。

　　生态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